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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既然已经过去,还留这枯叶何用?不如扔了吧。 一辈子就图个不愧于心,悠然清闲。尘世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民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离就行。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想买好书也越来越难,除了前述内容好、印刷质量和校对也好的书难以碰到外,那封底的定价(这值得怀疑:谁定的价)更让人生畏。轻飘飘的几文收入,维持温饱尚须精打细算,而书价却已大步流星地赶着奔入“小康”标准了。但为着眼睛不受穷,再怎么难也要挤上一点碎银子买些好书的,平时零星购上一本两本,年底则将那“高精尖”的报刊订上几种。 最想探究的仍旧如雷贯耳的燕子洞,洞高17米,宽20米,深3750米,休憩多如牛毛珍爱的短嘴金丝燕。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今天大陆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余光中这篇文章在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徐复观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倾听“党政军要人”做关于“坚持文艺立场”的报告。 陈映真事件